青岛任期最长的副市长张公制 解放后卖字为生

张公制青年时期的张公制(左一)与哥哥张介湘、张介垣

青岛历史上有位90岁的副市长，从1950年到1966年，总共任职17年，他叫张公制，出生于书香门第，一生经历了清朝覆灭、军阀混战、民国政府和新中国成立，始终保持着一身凛然正气。清末，他是山东咨议局议员，是主持正义的“鲁东六君子”之一;袁世凯复辟时，他公然登报与其划清界限;日伪统治时期，为了不被胁迫，他曾每天携带安眠药，准备随时殉国;解放后，他以73岁高龄出任青岛市副市长，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去世前，他委托家人把祖传书画全部捐给国家。本期《发现青岛》，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公制的传奇一生。

看了《天演论》对科举淡漠

在安丘城里张家，“一门三进士”是远近闻名的美誉，说的是张公制兄弟三人都考中了进士，实际上张公制出生于1876年(光绪二年)，26岁那年中了举人，三年后科举制度就废除了，所以他没有成为真的进士。如果你以为张家是从张公制兄弟这一辈才出的名，那就错了，早在明末清初，安丘张家就出了一位与著名经学大师顾炎武齐名的大学者张贞。张贞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是一位造诣很高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当时有“南顾北张”之誉。张贞南游吴越，喜欢结交天下名人，与当时的扬州八怪之一、书画家高凤翰以及小说《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都有不错的交情。后来他的儿子张在辛在父亲熏陶下也成为一代篆刻大家。张公制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作为嫡系后人，张公制兄弟三人都继承了先辈遗风。

张公制的族孙张柱曾在《缅怀公制公》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早年张公制中举后得意洋洋地回家，一进门看见庭院落满了红枣，就顺手捡起一个吃起来，正巧被他母亲看见了。老夫人早得“报马”(骑马报告消息的人)的喜讯，一般人觉得老人会理解儿子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然而这位勤俭持家、严格教育子女的老人却严厉地说：“这枣你爷爷还没吃，你怎么先吃?”看来兄弟三人都能科举成名，与张家严格的家教是分不开的。张公制很孝敬老人，后来他没有东渡日本，就是因为长兄在京、次兄在浙，母亲不愿他再离开，留学计划只有搁浅。

“父亲虽为科举出身，但思想一点也不保守，非常乐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张公制的次子张侃先生今年已是89岁高龄，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开明的人。1902年，张公制乡试考中后，到济南赴“鹿鸣宴”，偶然在一家书店看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看过之后耳目一新，继而又获读了《新民丛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新思想”，此后新思想萌芽就在张公制心里慢慢长大，以至于他“对于科举也渐渐淡漠了”。张公制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没有去考进士的原因：“由于八国联军的影响，会试改在河南开封举行，我曾去过，但是后来在北京举行的举贡会考，我却没有参加，这和我的思想变化有一定的关系。”

差一点就加入同盟会

1905年起，张公制在安丘担任劝学所总董，主持全县的教育事务，从1906年到1909年，安丘全县开办了多所学堂，他还主持开办了安丘县立中学，成为安丘中等教育的开端。1909年，山东省咨议局议员选举，张公制当选，当年9月便去济南上任了。

在家乡办学期间，张公制经常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往来，同盟会山东省负责人徐萃庵也曾致信给他，动员他参加同盟会，那时他也认为同盟会是正义的，表示愿意加入。他在《张公制自传》中这样写道：“1909年，我当选咨议局议员，到济南与徐萃庵见面，约好定期履行加入同盟会手续，咨议局开会时青州发生大抢劫案，牵连青州中学和蚕桑学堂学生多人。我当时认为革命是正义的，但不应有抢劫行为，因而未加入同盟会。”对于同盟会抢劫银号作活动经费的举措，张公制不能接受，虽没有加入但他还是一直与同盟会成员保持来往。

1910年春，莱阳县遭受连年干旱，乡下闹粮荒。县吏不但不体恤民情，还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农民求生不得，就在曲士文的领导下纷纷抗捐、抗税。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镇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烧毁房屋上万间，杀害农民2000余人，逼迫妇女投井溺河者3000人以上，造成了震惊全国的莱阳大惨案。孙宝琦为了开脱罪责，就将这件案子交给咨议局调查。对此事件的看法咨议局内部分成两派，以议长杨毓泗为首的一派支持官府，污蔑农民曲士文为“莠民造反”、“反清抗捐”，主张镇压。张公制、丁佛言等人则主持正义，指责县吏不义，三年大旱后百姓是被迫抗捐抗税，实为官逼民反。双方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争辩，但咨议局总归是向着官府说话的，张公制不愿与“官府派”同流合污，与丁佛言、王景尧、周建龙、尚屏臣、曲荔斋一起辞职退出了咨议局，被当时的社会进步舆论赞为“鲁东六君子”。

登报反对袁世凯称帝

回到家乡安丘后，张公制担任了安丘县团练的团总，期间仍然支持着同盟会的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协助革命党人王长庆策划诸城起义，并与安丘官绅商定，助以巨款。1912年，在丁佛言的介绍下，张公制加入了共和党。1913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张公制因德高望重当选为议长。当时的议会处境艰难，外要对抗军阀统治，内部更是共和、国民两党敌对，议长的工作一点都不好做，但张公制却本着主持正义的原则，维持着议会工作正常进行。张公制后又任山东省第二届议会副议长兼育英中学校长、山东省第三届议会议员、政治团体“诚社”社长，并同王景尧等人主办《大东日报》，是山东最早的重要报纸之一，日发行量能达到一万份。该报还出版“劳动周刊”，同情工人运动。

1915年8月，袁世凯做起了皇帝梦，他组织“筹安会”，利用一批反动文人为其摇旗呐喊，时称“劝进派”。时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的艾庆镛回山东鼓动“劝进”，说：“周自齐在北京已给张公制和王采廷列名加入‘劝进’了。”张公制听后非常气愤，第二天就和王采廷在《大东日报》上登出启事，否认加入“劝进派”，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随后，张公制又利用自己在议会的影响，力主正义，弹劾了山东督军张树元吃空饷等贪赃枉法行为，迫使北京政府撤换了张树元。1919年末，田中玉接替张树元督鲁，田企图将议会变成他的御用工具。他向议会提出，裁军一半并增加田赋，但张公制认为这样做是给全省百姓增加了沉重负担，于是组织议会进行深入调查，发现裁军经费充足根本无需增加。虽然此后田中玉几次来议会疏通，但增加田赋的要求始终未能通过。田中玉因此怀恨在心，在组织第三届议会时，他暗中操纵选举，并多次派军警捣毁会场，以至于拖延了一年多才选出当届的议长、副议长。

1925年5月，张宗昌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兼省主席，势头比起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看透了军阀统治者本质的张公制，辞职回到家乡养病，从此归隐，不问政事。30多年后，张公制追忆自己10多年的议会生涯，慨叹不已，赋诗一首：

分道扬镳忽合流，索涂陷淖不能休。

分明鸟做笼中斗，仿佛鱼缘木上求。

云雾拨开葵向日，风霜阅尽菊凌秋。

伪民党与假文化，赢得区区一报头。

身藏安眠药随时准备殉国

辞职回乡后，张公制在安丘休养了三年，于1928年举家迁往青岛。没有了官职不像在济南那样忙碌，与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也多了起来。据张侃先生回忆，父亲平常生活很有规律，清晨很早起床，晚上十点准时就寝，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种花。“父亲只种菊花和兰花，因为菊花傲霜，兰花高洁。”张侃说，刚到青岛时一家人住在宁波路2号，那时候家里有个院子，院子里种了几十盆菊花和兰花，每天早饭后张公制都要到院子里打理一番。“每当菊花盛开的时候就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此外他还常说，这几十盆花搬来搬去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张侃告诉记者，父亲不仅对这些花悉心照料，还曾给每一盆花都取了一个名字，如“朱盘托翠”、“大莲瓣”、“碧玉簪”等。

除了种花之外张公制的嗜好不多，既不喝酒也不打牌，戏院、电影院更是从来不去。只有春节前后那七八天，他会在晚上跟妻儿们一起打天九牌，但是年一过完这种游戏马上就从一家人的生活中消失了，每天晚上一家人的娱乐就又变成父亲给孩子们讲解唐诗、古文。1935年，张公制结识了梁漱溟并很快成为好友，他非常欣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打算效仿，在安丘试办乡农学校。先后三次去邹平县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参观后，张公制于1937年春邀请邹平县派人到安丘指导，在全县6个区内建起了6所乡农学校。

这种养养花、办办学的清闲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公制不愿住在日军管辖下的青岛，于是迁回安丘老家。张公制一回到老家，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厉文礼就找上门来，一再邀请他担任顾问，被他婉言谢绝。1938年，安丘城被日军占领，张公制为了脱身，明里宣称要去上海治病，实则暗中绕道回了青岛。虽然为隐藏身份，报户口时用的是夫人的名字，但没多久伪市长赵琪还是发现了张公制住在青岛。他先是派人去请张公制出山，后又亲自拜访商谈，都被张公制以旧病复发、想去外地治病等理由婉言拒绝了。日本统治青岛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曾三次派人登门请他去国民党统治区任职，同样是无功而返。

据张公制的长子张健回忆，父亲曾对他说，在上世纪40年代初确实有被日伪裹胁的危险，但是他绝不做危害国家民族的事，也不给敌人严刑拷打他的机会，所以随身都带一瓶安眠药，做好随时殉国的准备。

张公制儿子捐千万元文物自己却一直租房子住

日期:2013-08-15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张公制全家福

文物捐赠证书

青岛解放前夕，张公制劝服了青岛绥靖区司令刘安祺，让他放弃了炸毁青岛水电和工业区的念头 ，让青岛得以顺利解放。解放后张公制历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青岛市副市长等职 ，直至去世他都没有在青岛购置一套房产，一生节俭的他向国家捐出了价值千万的家传文物。

隐居青岛曾以卖字为生

据《张公制回忆录》记载，他在青岛隐居期间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得益于诗友吕美荪的庇护。

一再拒绝伪市长赵琪的邀请，张公制对自己一家人的安全是有些担忧的，后来，他在老朋友黄公渚的介绍下认识了女诗人吕美荪，两人结为诗友。因为吕美荪曾在东北某大学任教，被邀请到日本参加菊花会，她把日本天皇的请帖带回了国，没想到竟成了一道护身符。日军来查户口时，她就将天皇的请帖摆在桌子上，日本官兵看了连忙对帖行礼，便不再追查。因为这张请帖，日本海陆空军官都来到吕家拜访，有了这一层保护，张公制才得以在她的庇佑下安然度日。

“抗战八年，后来国民党时期又四年，加起来有十几年，父亲不愿参与政事，也很少与外界打交道。”张侃回忆，张公制隐居青岛那段日子家里的生活比较艰苦，一家人每天用不太新鲜的苞米面填饱肚子。一位老朋友来青岛看望时，看到张公制在家里给人家写牌匾赚饭钱。这位前省议会的议长，在积极办学期间已经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不再担当任何职务后，生活也就没什么来源了。

“父亲是个很清高的人，一生淡泊名利，对物质要求很低，即使后来当了副市长，也一直没在青岛买房子，我们一直是租房子住。”张侃告诉城市信报记者，即使父亲到了晚年，生活依然节俭，能吃上一碗鸡蛋面条对他而言已经很满足了。

七十大寿请亲朋吃面条

张公制的侄子张逸曾在《回忆我的三伯父》一文中这样描述张家的情况：他家租住在苏辙路(今丹东路)一座二层小楼的一楼，一共有三间房，一间为公制老夫妇居住，他的书桌也在里面，一间是他的女儿张淑均、侄女张淑贤和一位老保姆住，另一间算是客厅，白天接待客人，晚上张侃在里面住宿。张健从外地回来结婚时，没有房子，在山大先修班校舍里临时租借了一间小房。婚礼很简单，既没有通知外人，也没有任何宴请，只是给亲近的人分吃了几块喜糖而已。

而让张逸印象最深刻的是伯父家的饮食，因为暑假期间常去张公制家吃饭，他家的主食以玉米面为主，副食则以蔬菜、豆腐为主。张公制七十寿辰，近亲数十人给他拜寿，吃的是家乡风味的鸡卤面条。还有一年春天，张公制郑重请几位比较重要的亲朋到家里，做了韭菜猪肉水煎包。以上这些就是张逸见过他家丰盛的饭食了。

据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造反派为了搜集张公制的“罪证”，追问在他家帮工数十年的老保姆是否被虐待时，老保姆回答：“对待我像自己家里人一样。”又问：“他们家是不是吃两样饭食?”老保姆答：“有时是两样，比如吃饺子，有肉的还有素的。”造反派穷追不舍：“那是给你肉的还是素的?”“随俺便，俺爱吃肉就吃肉的，爱吃素就吃素的。”老保姆这样的回答让造反派们失望而归。

不向日伪低头被内弟砍伤

张公制虽然自身节俭，但做起公益来却绝不含糊，1944年家乡安丘闹饥荒，张公制一下子就捐出了两万元用于赈灾。有人要问，没有积蓄的张公制一下子哪来这么多钱?

张公制有位内弟姓郭，在青岛有房产多处，但都被日伪政府占用了。郭知道日伪政府一直想拉拢姐夫，如果由他出面替自己说情，房子肯定能要回来。可他刚一把这个想法说给张公制听，就得到了他的回绝：“吾岂能为一房产向贼寇低头?”两人之间就此有了嫌隙。

一天，郭来到张家，见张公制一人在书房看书，便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向张公制连砍四刀，他身上的皮袄都被砍透了，幸亏有人听见喊声赶来营救。青岛名流闻讯，纷纷干涉此事，都主张对郭依法惩办。张公制看在至亲面上，再三要求对郭从轻处罚，不要判刑。经过大家议论，最后尊重张公制的意见，称郭有精神病。法庭这才免去了他的刑事处罚，只罚款5万元，当作医疗费。

张公制起初不收，众人不依，最后他只得勉强留下。这5万元钱，张公制拿出2万元捐给潍县郭宅街小学，又拿出2万元捐给家乡安丘做善事。那年安丘正好欠收，春荒严重，这笔钱用于舍饭赈灾，解乡亲们燃眉之急。在他这种义举的感召下，当时住在青岛的安丘知名画家孙沾群也随即作画捐赠，折变资金赈济家乡灾民。这件事由当时安丘的第一区区长吕瑞绂和六区办事处主任王雨亭经办，他们持孙沾群的画到南关各商号赠送，并随之募捐，这样又集资1万多元，一并用于购买花生饼和玉米面，使苦难的乡亲得以度过灾荒。

劝说刘安祺放弃炸城计划

1949年春天，胶东军区希望和平解放青岛。时任青岛绥靖区司令的刘安祺是山东人，一直敬重张公制德高望重，以前辈礼待。于是胶东军区通过刘仲让(安丘城关人，早年与张公制相识)与张公制取得联系，说明和平解放青岛的目的和要求，想请张公制说服刘安祺，劝其不要做国家、民族的罪人。张公制听后，当场应允：“此举甚合吾意，我要说服刘安祺起义投诚，或不战善退，和平解放青岛。”

当时任林圃(刘安祺的秘书)打探得知国民党由南方运来大批炸药，准备撤离青岛时炸毁青岛水电和工业区，给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闻讯后，张公制马上去找刘安祺。他对刘安祺说：“早晚全国要解放的，你应该学学傅作义将军，不要留有骂名，你要是非要炸了，就臭名昭著了。你要是能够保全青岛呢，可以流芳百世。”庆幸的是，刘安祺被张公制说动了，他说：“我也是山东人，哪里不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呀!我接受张老先生的善意。”就此，两人达成了“不战善退”的协议，刘安祺放弃了炸毁青岛这一破坏计划，他还听从了张公制的建议留下消防人员，维持地方治安。

“国民党的消防队有一部分武装，可以维持秩序。因为城空了，秩序就乱了。解放军没入青之前，短时间内，由消防队来维持秩序。”张侃说。事实证明，消防队在保护市政机关、水厂、电厂，维持治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当年没有这位老人冒死相劝，这个城市的许多风景我们就只能从老照片里看到了。

哪里最脏就到哪里去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隐退了20多年的张公制突然变得精神抖擞，他说：“解放前我已气息奄奄，解放后我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同年10月，召开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张公制被推选为会议副主席，这一年他73岁。此后 ，他又当选青岛市政协副主席。1950年9月，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也成了青岛历史上最年长的副市长。

“担任副市长时父亲分管的是文教卫生方面的工作，虽然那时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对工作非常积极。”据张侃介绍，1952年3月，美帝国主义对中朝发动细菌战，在青岛市郊洒下大批带菌的苍蝇，公共卫生工作成为保证生产的中心任务。“那时候他每天都要去棚户区和大粪场视察，他常说哪里最脏就要到哪里去。”张侃回忆，那时候团岛的粪池是周边粪肥的来源，也是蚊蝇的滋生地。通过一次次在粪场与技术人员的研究和讨论，张公制用发酵粪便制成有机肥料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他还不断去棚户区、商业区检查，并在全市将爱国卫生工作宣传到户，带动全民共同维护城市卫生。就这样青岛市当年被评为了全国卫生模范城市，张公制本人也被授予了全国爱国卫生模范的称号。

在授奖大会上，国务院向青岛市颁发了8亿元旧币的奖金。张公制在回程途中一夜没合眼，他在考虑到底怎样利用好这笔钱。回青后的第二天，他马上去市长办公室作了汇报，提议用奖金在市内各区和崂山建低价收费的大众澡堂，让市民讲个人卫生。建议获得批准后 ，从选址、设计到建筑施工，他都亲自抓，不到半年的时间，大众澡堂就全部落成了。

文物捐掉一件不留

“父亲常说把这些文物捐给国家，一定比放在自己家里保存得好。”张侃说父亲生平喜爱收藏名人字画。刚解放的时候，他就向有关部门捐献过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部分手稿等珍贵文物。

安丘的张氏家族历代名家辈出，以篆刻、书法、绘画、诗文著称，并长于鉴赏，有些字画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其价值不可估量。张侃告诉记者，1966年父亲去世前，虽病重却非常关心文化遗产的保护，他亲自挑选了家藏的41件精品，上交政府，以防被误作“四旧”而损毁 。“因为当时的情况来不及把所有文物都捐出，所以在1971年，我们又按照他老人家的遗愿将另外的213件字画全部捐给了青岛市博物馆。”这样一来 ，张公制一家先后向国家捐赠了254件文物。翻看起张家的捐赠清单，《董其昌临古精品册》，丁佛言书法篆刻，何绍基书法对联，高凤翰的右手画册、诗稿、书信，康有为的书法等名家真迹赫然在列。从文物价值上来说，单是董其昌的画近年来就在拍卖市场上频频拍出千万元的高价。而“藏宝于国”的思想也已经深植于张家后人的心中，在张侃先生家中采访时，记者没有看到一幅名人字画。

文/图 城市信报记者 黄默

[来源：城市信报 编辑：李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