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遗体捐献者眼角膜捐献者

2015年1月1日起，将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而现阶段，我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0.6/100万人口。 截至2014年11月24日，深圳市红十字会共帮助688人身后捐献眼角膜;190人捐献遗体;158人捐献了多个器官。深圳已成为全国器官捐献最多的城市。2014年5月7日，捐献协调员高敏将遗体存放在深圳大学医学院遗体库内，目前深圳地区所有捐献的遗体都在此存放。 高敏今年48岁，山东人，自2008年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后，至今已协调了400余例眼角膜捐献，100余例器官捐献及遗体捐献。高敏是个情感很丰富的人，2014年5月7日，高敏在一个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家里探访，看到他们贫穷而艰难地局面，她不禁皱起了眉头。 高敏的黑白电话，似乎没有停歇过，除了联系捐献，还有很多志愿者家属把她当做了亲人，希望得到她的帮助。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引起的非议很大，但高敏坚持了下来。十多年来，她见证了无数个悲情的瞬间、伟大的决定。 高敏用得稀烂的文件袋里，装满了近期器官捐献者的资料。高敏对于自己接手的每一个个案都非常熟悉，从捐献者的病情到家庭情况，她都能说得清清楚楚。 一年四季高敏总是穿着短袖和牛仔裤，背着装满文件的双肩包，脖颈上挂着一条擦汗白毛巾，在深圳周边奔波。刚在深圳看望完一个器官捐献志愿者，高敏接到电话后，急匆匆地下楼。8个小时后，她来到了广东化州，可惜由于当地条件有限，捐献者去世过久，逝者的心愿已无法达成。坪山新区位于深圳原特区外的东北部，2014年1月11日，高敏来这里看望郭玉，一位器官捐献志愿者。深圳人对器官捐献的认同率达到55%以上，是深圳参与评比全国文明城市的硬性指标之一，但高敏说，在现有的器官捐献者中，不少人是家庭经济较困难者或是来深建设者。 郭玉，湖南在郴州临武县人，26岁。小时候，郭玉爸爸一直在附近小煤矿挖煤。在他12岁时的一天，煤矿突然坍塌，爸爸不幸遇难，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没过多久，郭玉跟同乡到郴州当餐厅服务员，随后又在朋友的理发店当学徒。十七八岁南下广东打工。 2010年，郭玉因手脚麻痹到医院就诊，经诊断，罹患的是恶性脑胶质瘤。2014年，郭玉的行动越发不便，每天只能在门口的走廊散散步。郭玉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短片，讲的是高敏与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故事。有个念头在他脑海里亮了，捐献器官。 郭玉说：“我还年轻，虽然脑子里有肿瘤，但其它器官还能用。”为了捐献器官，他们家特地从湖南来到深圳，并在郊区坪山租了一套小房子。放在厨房中的盆栽，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有生机的植物，点缀着这个凌乱的家。 第一次来到郭玉的住处，看到他的境况后，高敏非常心酸。虽然他签署了志愿书，但高敏不希望他自暴自弃，时常监督他吃药。刚来深圳等待器官捐献时，郭玉还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没想到一周后突然癫痫发作，失去了工作。2014年1月2日，郭玉在捐献志愿书书上写下了“全部捐献”四个歪歪扭扭的字。填表时，郭玉毫不犹豫选择了捐献所有器官：“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尽量多捐器官，多救几个人。”除了捐献全部器官外，郭玉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帮弟弟和妈妈早日把治病借亲友的钱还上。 2013年12月18日，南小平在广东梅州平远医院离世，其丈夫潘其衍在高敏的指导下，确认器官捐献志愿书。 南小平，1976年生，湖北人，丈夫是江西人，两口子在2004年搬迁至广东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并育有两个孩子。 2013年7月，南小平被查出乳腺癌晚期。“她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在去世的前几天突然提出要捐献遗体，把能用的器官都捐出去。”丈夫潘其衍说。但由于是癌症晚期，南小平能捐献的器官只有眼角膜。当日取膜手术前，家属和工作人员们向器官捐献志愿者南小平鞠躬，作最后的道别。